《消费社会》读书笔记-增长的恶性循环
本文是内容主要围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一章的“增长的恶性循环”一节。
经济方面的再分配对于缩小不平等存在不可避免的无力性。
在当时的法国，尽管2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被重新分配，以用于“国家社会预算”，但这种再分配并没有打破阶层社会的继承性。在教育、社会保险、税、集体设施的使用权，甚至死亡领域的不平等依旧没有打破。文中，鲍德里亚是引用了大量数字、文献来推理证明此观点。
以国民教育为例，不同阶层的教育的结构性不平等并没有因为再分配的支出而减小，这是因为还有除经济外的其他更加微妙的不平等在起着更大的作用。经济的再分配非但没有消除不平等现象，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平等。
重新分配——这本应用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并没有保证社会的客观均等，反而如此成功地恢复了社会的不平等。鲍德里亚认为：“在极不平等的社会里，为确保形式上平等而采取的行动（主要是增加消除不平等的经济支出），大多数情况下加重了不平等。“在解决（或充分缓解）分配原则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之前，单纯的经济上的绝对值增长（对于改善社会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就印证了他在本小节末提出的观点：” 如果说转移的总体作用能使最终收入的幅度减半，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最终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性的获得，是以大大增加再分配的总额为代价的。“
“丰盛”的危害，是由工业发展与消费结构共同导致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风景破坏、汽车拥挤等破坏是由工业发展造成的。在消费结构方面，为这些破坏所付出的额外代价——如购买包装饮用水来缓解因水污染造成的水荒、因汽车造成的汽油开支和交通事故医疗费、社会发展导致的不安全感使得烟草酒精等补偿性消费增加，这些为清除危害的权宜之计成为了”丰盛“带来的生产消费增长的一环。
这些危害的增长导致的一切后果，就算是为了对抗危害而产生的补偿性支出，都会成为财务统计中”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增加。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循环的社会模型：随着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破坏导致了补偿性支出的增长，产生了数字与总结的恶性增长。
鲍德里亚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为“个人的或集体的‘功能障碍性的’消费比‘功能性‘的消费快得多，体系实际上自己干扰着自己“。
在财务统计中，常常存在一种理性的标准，它只衡量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而忽略无法衡量的成分（文中列举了妇女的家务、研究、文化）。并且它将一切可以被数字衡量的东西都视作积极的，无论它们实际有益还是有害，都成为了“生产的增长“而存在。
文中列举了一个例子：” 在会计们的眼中，巴黎五十年之中空气的亮度下降30％是剩余的、不存在的。如果说一笔更大的电力、灯泡、眼镜等开支由此得以产生，那么，它一下子就会作为生产的增加与社会财富而存在。“生产力因此被神化。而数字之下真正的真相，如对危害的弥补，内部运作所花费的代价，社会不良功能的自我调节费用，则被掩盖了。因此，鲍德里亚认为，” 从理性体制的角度看，确切地说，现实体制的昌盛靠的是其掩盖着的瑕疵、平衡、危害以及罪恶。“
在“浪费“这一节中，鲍德里亚将浪费视作“物质丰盛”的符号。在物品的内在的道德规则中，一个物品应该是持续发挥其理性用途，直至其无法发挥这个用途后被废弃。
然而，人类长久以来似乎不喜欢遵循这样的规则，鲍德里亚对此描述道：“从随地位和时尚乱扔财富、更换财富的个人，一直到国家范围的浪费，甚至到全球性的浪费，人类在一般经济和自然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是做得出来的。浪费是一种疯狂、一种精神错乱、一种刻在人类本能中的官能障碍，它使得人们主动焚毁储备的物资，用非理性之举把自身的生存条件置于危险中。” 印第安人在宗教节日通过破坏财物来巩固社会关系、君主贵族阶级通过无益的浪费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在这种浪费中，物品的象征价值取代了原本的实用价值，居然成为了物品的核心功能。鲍德里亚因此提出了“消费“区别于需求与节约的另一个概念——“消耗“，它将“多余”先于“必需”，“价值”的开销优于物质的“累积”。
如今的浪费不再是因为印第安人宗教节日的象征，而是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式。现代社会的浪费因大众传媒而被广泛推崇。在本书成书的年代（1970s）,大众传媒的焦点不再是自我奋斗者”、创始人、先驱者、探险家和垦荒者，而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大浪费者。
“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而存在，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巨资的广告营销通过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时间价值来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这种想法完全区别于传统的消费常识。
“时尚“”潮流“‘换代”成为了新的追求。广告营销的景观使得人们的消费意愿屈从于商品时尚的指令，使得旧产品被冷落，新产品被推崇。这种浪费式的消费与生产共同保证了生产范畴的再生产。
“在消费社会中，库存是焦虑的标志，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财富只有在消失中才得到证明。无论以何种形式，破坏都注定要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的功能之一。”